金庸先生去世后，无数金迷重温金庸笔下的侠义江湖。无论纸质出版、有声书还是其他周边产品，一时销量大增。
12月1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做客宝山区行知读书会，开讲“中国人为什么崇尚侠义精神”。
“金庸去世后，引起了社会很大的震动。他寄托了国人整整一个时代的一种梦。他的小说无不脱胎于中国的历史。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悠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到金庸手上吸收了西方的表现方法，演化出今天的武侠形象。”汪涌豪说，但金庸笔下这些人物性格、生活习惯、行为轨迹，其实和中国历史上的真实的游侠是完全吻合的。他试图还原中国历史上真的游侠面目。
《韩非子·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汪涌豪讲到儒和侠在古代是一种人，古代这种人都叫士，士大夫的士。
“这些人是文武兼备的，平时为他所效命之人管理一切事情，当上司受到危难之际，他要出手相助。到了春秋战国以后许多人下岗，新社会的诞生让大家上岗各凭本事，有的人擅长文的就是儒士，擅长武的就是武士。吕思勉先生说‘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
接着汪涌豪从思想派别与社会成分说“侠”。康有为、谭嗣同等人认为侠出于墨，是小生产者、劳动者的代表，世谓之“热腹”。“谭嗣同好墨子，他自己完全是有一个侠义之风的人，无论待人接物还是写文章，完全是侠士做派。”
“当然还有很多人说侠是来自于儒家的。”汪涌豪举例章太炎，“章太炎说侠出于儒家。《礼记》有一个《儒行》篇，里面孔子答鲁哀公问的时候，从十五个方面讲了一个儒生从容貌，到性格，到品德，到做事的方式。比如‘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这些东西完全就是侠的行为。”
从社会成分来说，侠可能来自平民、游民、流民、商人等。“侠是什么？我们说侠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日本汉学家增渊龙夫说的，我也赞同这种判断。”
汪涌豪认为，游侠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构不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界别，比如说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这里面不同的人各操其生意，不是以亲缘、地缘关联为主的，不是以经济利益走到一起，仅仅是为了共同的理想、爱好、趣味彼此吸引。而他们行侠的目的，不是为了谋生，仅仅是因为喜欢，所以与其说他们是一个社会集团，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气质把他们聚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既可以是一位平民，匹夫之侠，也可以是豪富，所以有卿相之侠。”
最关键的，是侠的人格和侠对于今天的意义。汪涌豪说：“人格是人独特而稳定的心理结构的总和。中国人的传统人格一般是由儒道构成的，儒家的君子人格和道家的返璞归真人格。前者是讲依靠仁义，守住中庸，重视伦理，以安顺社会获得自己身心的和谐。这有道理，但会变得少有使命感，少有抗争精神，社会关怀意愿比较低。辜鸿铭说儒家让你做一个好的群众，你和别人一样就行，你只要做好你自己，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梁启超说儒家道德90%以上都关于私德，而公德很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人格是片面道德型人格。”
“而道家的人格是片面智慧型人格。道家有了权利的要求，把自己安顿在自然中，过着很潇洒的人生，但又轻视了责任的意识。这样的人格都是有缺陷的，所以中国的文化才变成了儒道互补，当然要彻底看破人生，还必须有一个佛教的介入。”
侠和这些都不同。汪涌豪认为，侠的道德责任和情感水平都超越儒家和道家。“侠的认识方式不好循例从众，行为方式不重允执其中，情感方式不尚拘谨自持，评价方式不取崇德尚礼。它超越了儒家的社会联系与政治秩序法则，也超越了道家的自然联系与心理秩序法则。”
在他看来，今天的社会同样需要侠义肝胆的人格。“一个人选择了做侠，选择了喜欢侠的人格，就意味着他要有更多的付出，甚至于舍己为人。而一个人不讲报偿对他人而言是崇高，对自己而言是自由。”
“最后我想说我们既然从心底里都期待这个东西，我们只能从自己身上做起。这样的话，一滴水，一点一点汇成海，你在里面可以自在地游泳。侠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