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_李应祯，《致沈周信札》，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藏
唐代以前，尺牍不入文集。直至北宋，苏轼、黄庭坚才以此成为名家。欧阳修陈述尺牍内容为“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因书如其人，故能想象前人高致。明代以后的尺牍传世甚多，“叙情最真而致用甚博”，因谈及私密事，反呈现重要讯息，内容虽然多样，但总不离人情世故、礼尚往来。近墨堂为香港收藏家林霄所设立的基金会，旨在推动书法相关的研究与活动。收藏上，以明清书迹、尺牍为主，含及近代，延伸至绘画与古代写经。明代尺牍以吴门、松江、浙江地区为主体，及于其他名人。今选尺牍六件，来看从成化到嘉靖这近80年间，明代吴门书家的人情往来。
“原夫尺牍之为道，叙情最真而致用甚博。本无师匠，莹自心神;语不费饰，片辞可宝;意不涉泛，千言足述。——明代，冯梦祯”
李应祯《致沈周信札》
南京杭州・借书索字
成化二十年(1484)，沈周第二次杭州之旅，宿飞来峰，抵虎跑寺，遍游诸名山，回苏州后，绘《湖山佳趣图》，此画现藏浙江省博物馆。李应祯(1431～1493)从南京写信致沈周，望留意杭州书画，希冀能调出前日商借之书。沈周曾相求其手卷，李应祯回复稍后再看。浙江书画在成化时期的声望远高吴中，服务于宫廷的山水画家有王谔、钟礼，花鸟画家则是吕纪。当时文化氛围浓郁，藏书与书画古器收藏成为风尚，知名的藏书家江苏占四成，沈周是其一。附记中李应祯提到：“汝弼有一草字轴寄杭州，并望发来。”(图1)“汝弼”是张弼(1425～1487)之字，成化间草书名震天下，海外之国亦慕名来求书，直至嘉靖初期，书名仍显著且评价正向。
李应祯、张弼二人相识于北京，刚直率性、宦途沉浮，故惺惺相惜。成化元年，李应祯放弃进士，以善书法担任中书舍人，随后选为文华殿直。文华殿是皇帝与太子读书之地，他被视为天子近臣。得成化帝专宠的万贵妃(1428～1487)好佛经，成化八年 (1472)下旨抄写，李应祯抗旨上疏“臣闻天下有九经，不闻有佛经”，激怒皇帝，廷杖几死，随罢中书舍人与文华殿直，此后在南京闲官致仕。张弼中成化二年进士，不干权贵，十余年担任兵部中级事务官，常赋诗讽刺朝政，其《假髻篇》暗喻当朝不具才学，得罪尚书尹旻，于成化十四年(1478)外放偏荒的江西南安担任知府，六年后致仕，致仕后三年去世。李应祯《致沈周信札》时间恰为张弼致仕之年，可能是张弼从吴中寄字到杭州，望沈周转给在南京的李应祯。
李应祯的女婿为祝允明(1460～1526)，祝氏作为出色的书法家，其所著的《书述》是以地域来做分类的鸣声之作，将明代中期的书法分成南京、松江、吴门三地，核心要旨在标榜吴门书家的优越，对松江张弼晚年书风评价不高，致使后人误解成松江、吴门两地人物互不往来。李应祯《致沈周信札》的面世，可知吴门与松江两地书画家确有交往，改变了《书述》所形塑的固定历史形象。
吴宽《致王鏊信札》
挚友去世・恳求祭文
图2_吴宽，《致王鏊信札》，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藏
弘治二年(1489)七月，吴宽(1435～1504)因其同郡医师好友周庚(1443～ 1489)去世，恳求王鏊(1450～1524)制作祭文。周庚这位挚友去世，让吴宽心绪纷乱，悉露无遗，无心应对葬礼的相关余事。吴宽为成化八年(1472)状元，弘治改元，以东宫旧僚升任左春坊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王鏊为成化十一年(1475)探花，弘治二年与吴宽一同编修《明宪宗实录》，升侍讲学士。周庚葬期已过，吴宽仍直接向王鏊催促祭文;年纪上，吴宽是王鏊兄辈，看重王鏊是同郡后起之秀，以状元与探花的祭文来荣耀周庚。(图2)
周庚，初名经，最后名庚，字原巳，号菊田，吴县人，家世业医。成化十年(1474)，苏州知府丘霁欲编《姑苏郡邑志》，周庚亦为撰者。此时，太医院在吴中征选医士，名列周庚，周庚乞求丘霁将其编列为弟子员，冀免上京，但此计不成。入京后，在宫中负责药材，后来医术被肯定，授予御医身份。成化二十年，南京太医院缺主事者，授以周庚正六品院判一职。作为独子的周庚，此时父母年已七十，南京与吴中相近，欲接双亲同住，欣然赴任。
弘治二年二月，“形貌癯瘦，视如懦夫”的周庚，卒于南京，由李应祯为治殓具。后五日，女婿陈键扶柩回吴中。卒后20日，讣闻传至北京，吴宽想起二个月之前曾收一札，虽知形体消瘦，未想竟成诀别，回想起来“中心感伤，其痛如抉，当寝或梦，对饭或噎”。七月将葬周庚，陈道复祖父陈璚请与周庚“交亲甚切”的吴宽写《祭周原巳文》叙哀，吴宽并撰《南京太医院判周君墓表》一文传世。吴宽恳求王鏊所制祭文，现不得见，但见《哭原巳次匏韵》一诗，以诗人孟郊、李贺有诗才却短命为比喻外，更说“菊 本无田宁当俸，杏虽有子总成殇。原巳，号菊田，无子”。周庚去世前，遗命以同族兄弟吴良第三子为嗣，去世后，举行继嗣之礼，请吴宽观礼，吴宽取“相续不绝”之义，赐名周绎，并遵周氏族人之求写下《周氏立后序》，完成了挚友的道义。
祝允明《致王观信札五通》
医师亲家・无所不借
图3_祝允明，《致王观信札五通》之《借〈苏州府志〉札》，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藏
此为五通信札，一通写于素笺，四通写于花笺，信札内容多样，举凡作文、呈字、问事、借《苏州府志》与医书《千金翼方》、借银杯以充场面，无所不包。称谓亲家，用词直白，二人关系深切(图3)。王观(1448～1521)，字惟颙，初号杏圃，家世业医吴中，与父亲王敏皆以医道名世。成化二十二年(1486)，征入太医院。不久，父丧守制不复出。有子二，长子王谷祯，娶祝允明女;次子即王谷祥。
唐寅，《款鹤图》卷
图4_唐寅，《款鹤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吴中名医吴天爵馈赠王观一鹤，于是更号“款鹤”，建亭志之。吴门画家唐寅曾绘《款鹤图》数本。明代李日华(1565～1653)《味水轩日记》卷四记载，在万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见过唐寅《款鹤先生图》，有一“髯者，据案于高山流瀑之下，一鹤延颈而前，若相款语”。后有沈周、陈沂、朱应登、顾璘等十人题诗，此画现藏上海博物馆，但仅剩沈周题诗(图4)。李日华自藏有另一件唐寅(1470～1524)《款鹤图》，有祝允明楷书《款鹤先生传》。《石渠宝笈》卷六贮乾清宫记载又一唐寅《款鹤图》，作于弘治五年，“摹李河阳笔似欵鹤先生，初学未成，不能工也”。后有弘治八年祝允明赞词。
图5_祝允明，《诗翰卷・虞姬曲》，台北故宫藏。图片来源/台北故宫书画典藏系统
此五通信札的书风相近，有北宋米芾之貌，和台北故宫所藏祝允明行书《诗翰》卷中的《丹阳晓发》《杨柳花》《虞姬曲》等类似(图5)，该《诗翰》卷书写时间集中在正德元年至二年(1506～1507)间。五通信札中，能知其一通年代，其余数通，时间亦近：第一通是述归还《苏州志》十册事，此府志成于洪武十二年，上承南宋范成大《吴郡志》，下启王鏊《姑苏志》。弘治十八年(1505)七月，祝允明应时为吏部右侍郎王鏊的聘请，参与修撰《姑苏志》，初稿成于正德元年(1506)二月，故祝允明《致 王观信札五通》的时间，应是此时。
图6_祝允明，《致王观信札五通》之《归还医书〈千金翼方〉札》，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藏
有趣的是，信札中有一通提到唐代孙思邈的医书《千金翼方》(图6)，正德十五年(1521)王观去世，祝允明撰《款鹤王君墓志铭》，详载其成功医案，症状处方，条述分明，亦足见祝允明甚通医术，虽然如此，《明史》记载祝允明“好酒色六博，善新声，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可见颇通医理的祝允明，仍不敌荒唐的酒色生活所导致寿命的短促。
祝允明《赠沈辨之北邙行》
慕者追随・赠字纪念
图7_祝允明，《赠沈辨之北邙行》，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藏(分别点击看大图)
近墨堂所藏此书迹(图7)内容与台北故宫藏祝允明行书《诗翰卷・北邙行》同，后者写于弘治九年(1496)，采元代赵孟頫书风(图8)。近墨堂藏本则是北宋米芾之貌，比对《诗翰》卷当中书于正德元年至二年间的《丹阳晓发》等诸篇，书风相近，可知书 写时间与祝允明《致王观信札五通》相当。祝允明的《北邙行》与《诗翰》卷皆是赠予沈辨之，他字与文，自号姑余山人，以字行，吴县人。藏书楼名“野竹斋”，多经、史之书。开刻书铺，初刻董仲舒《春秋繁露》，遂称刻书堂为“繁露堂”。《诗翰卷・虞姬曲》是祝允明在苏州拜访沈辨之时，见几上笔墨之便，书旧作诗相赠。其余诸诗，皆作于正德二年夏秋间，源于祝允明两次到“南雍”，即南京国子监，沈辨之皆随之;客居闲话之余，沈氏极喜其书法，祝允明兴起为他书近作之诗。
图8_祝允明，《诗翰卷・北邙行》，台北故宫藏。图片来源/台北故宫书画典藏系统
“北邙行”为新乐府名，邙山位于河南省洛阳东北，历来为公卿贵族的葬地，故“北邙”为墓地的代称。洛阳城内车水马龙，城外邙山却坟冢累累，对比极为鲜明，故历来《北邙行》多规谏勿贪图富贵功名。祝允明《北邙行》为自作诗，诗中提到“我怪郭景纯，著书说龙虎”，即是西晋郭璞(276～324)所著的《葬经》，坟墓旁有左右二砂，左为青龙，右为白虎。之后诗中提到“王孙辞衣冠，蒙周嗤髑髅”，蒙周即庄子，“蒙周嗤髑髅”语出《庄子・至乐》，借由庄子在梦中与髑髅对话，阐明死后的快乐而无人世间身份的累赘。诗中最后句：“朝作《南山篇》，暮为《北邙行》。一生乃一死，何缘日营营。”《北邙行》为乐府诗，就对仗而言，也应为诗作，陶渊明《饮酒・其五》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此诗有生时隐居、远离名利的意涵，诗旨应与《北邙行》互为呼应。祝允明为弘治五年(1492)举人，此后屡试不第，正德九年(1514)援例授广东兴宁知县，成举人后不久所作的《北邙行》，似为诗谶，预卜往后功名之不济。
文徵明《致顾璘信札》
太守请字・病延致歉
图9_文徵明，《致顾璘信札》，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藏
这是一封标准的应酬信，索字者常送礼催促，书家若是认为情意足够，则回复写完奉上。受信人为“东桥先生”，顾璘自号东桥居士，内容提到顾璘前些日子经过家乡，文徵明因有事在身，无法面见，离开时，又不能饯别，深感抱歉。想不到顾璘屡屡写信问候之外，又赠礼物，文徵明因为患病，都无回复，望顾璘能见谅。随后称赞顾璘地方政绩良好，可与古人并驾齐驱。最后才是主旨，顾璘先前求字，文徵明将写完奉上，若是满意，亦与有荣焉。(图9)
《明史・文苑传》记载顾璘(1476～1545)、陈沂、王韦同为“金陵三俊”，但顾璘实为吴中人。文徵明(1470～1559)与顾璘于弘治八年(1495)的应天乡试相识。次年，顾璘进士及第，三年后授北直隶广平知县。弘治十五年(1502)调南京，后为吏部郎中。正德四年(1509)升河南开封知府，文徵明有《次韵答顾开封华玉见寄》一诗。后顾璘数度忤逆镇守太监廖堂、王宏，下锦衣卫狱，于正德八年(1513)谪广西全州知州，文徵明为作《送开封守顾君左迁全州叙》。在全州时，顾璘有《寄文徵仲》：“儒林挥笔掩群贤，湖海倾心二十年。藻鉴尘埃无伯乐，规模乡国有颜渊。黄花别泪临湖水，白雁乡书断楚天。山馆穷愁欹枕日，拭君图画转凄然。”将文徵明比喻成颜渊，称赞其书法文章，文徵明亦有图画赠予顾璘。正德十一年(1516)，顾璘任浙江台州知府，随后升为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文徵明于此信札称顾璘“太守”，即是知 府，故此札写于正德八年至十一年间，为文徵明早年书迹。
文氏、顾氏二人交情终身，文徵明从翰林待诏任上辞归吴门，嘉靖六年(1527)筑玉磬山房，顾璘和诗《寄题文徵仲玉磬山房》。嘉靖八年(1529)，时为浙江布政使的顾璘拜访文徵明，下榻停云馆。顾璘载于《明史・文苑传》，将其视为文学之臣，南京文风从正德时稍起，顾璘于嘉靖十八年(1539)任南京刑部尚书，主盟词坛，被视为“明词中兴”代表人物，流风延及晚明。六年后，顾璘因闻子顾屿病逝，一病不起，逝于金陵，文徵明作《故资善大夫南京刑部尚书顾公墓志铭》以兹纪念。
文彭《致朱朗信札》
北京应酬・倩求代笔
文彭，《致朱朗信札》
图10_文彭，《致朱朗信札》，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藏
嘉靖三十五年(1556)，文彭(1498～1573)以岁贡生入试礼部，后获得嘉兴府学训导。三年后，父亲文徵明去世。嘉靖四十一年(1562)服除入京，授顺天府学训导，此信札写于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图10)，提到和朱朗相别一年，得知朱氏母亲与正室相继去世，由于身在远处，无法致意为歉。转入正文，言及之前寄有长册数幅，此次再寄去画绢六幅，画风不拘青绿、水墨、浅绛。文彭之所以会求朱朗代笔，因为“京中士夫但欲求画，无以应之”。文彭强调代笔“不可十分草草”，则是因为“佳者又不知，而太简略者则又以为不佳耳!”顺天训导不是肥差，目前生活甚窘，若宽裕后，自有“佳香奉谢”代笔酬劳。
文嘉、钱穀、朱朗，《药草山房图》
图11_文嘉、钱穀、朱朗，《药草山房图》，上海博物馆藏。图片来源/本刊资料室
关于代笔问题，王世懋《王奉常集》卷51《太史画跋》记载文徵明16帧《山水小景》册，是为朱朗所制，风格“上自董巨米颠，下逮叔明子久，中间所得承旨尤多”，“生平心诀在焉”。嘉靖十九年(1540)，文徵明之子文彭、文嘉与弟子周天球、朱朗、钱穀、周天球，和沈大谟、石岳、陆芝等人共赴蔡叔品的“药草山房”举行雅集。会中，文嘉、钱穀、朱朗三人合作画了《药草山房图》，此画现藏上海博物馆(图11)。此画若无题跋说明，容易被视为个人的创作，可见朱朗在水平与风格上，完全继承了文派。文献记载文徵明的应酬之作，多出朱朗代笔，《药草山房图》作于嘉靖十九年，文徵明卒于嘉靖三十八年，推测朱朗为文徵明代笔有近20年。文徵明去世后，朱朗甚得文彭倚重，继续为文家粉饰门面。
另外，信中后段提到在北京“顾氏昆玉、罗小华、王九曲，俱已相见过矣，但不知去后何如耳”，其中罗龙文(小华)颇值一提，字含章，号小华道人，嘉靖三十五、三十六年间投严嵩之子严世蕃为幕客，是贿赂严家的通道。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罗龙文亦受波及，三年后，同严世蕃斩首于市。嘉靖四十四年(1565)，文嘉(1501～ 1583)受命清点严家籍没书画，于隆庆二年(1568)撰成《钤山堂书画记》，“钤山堂”是严嵩的堂号。文彭向朱朗提到此人，可见罗龙文和吴门人士的往来不疏，故严嵩 籍没时，无官职在身的文嘉，确实是朝廷征求来鉴定严嵩所藏书画最佳人选。由于此文彭《致朱朗信札》写于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为罗龙文被牵连前不久的记录，殊为可贵。
小结
除了上述六件尺牍，近墨堂尚藏有李应祯《致刘昌信札》、王鏊《致子延吉家书》、祝允明《致袁袠与钱同爱信札》、文徵明《致归昌世信札》、文嘉《致项元汴信札》、黄姬水《致张献翼信札》与其他晚明清初颇具价值的尺牍。
尺牍文学在晚明受到重视，晚明小品文特色是生活化，表达率真，和尺牍旨趣相当，如王穉登《致屠隆信札》册，约十札，内容多为请求于万历七年至十一年时任青浦县令屠隆的帮忙，如求制文章、借钱、推荐甚至请帮仇英之子谋事。信札内容实际，但是面对大才子屠隆，王穉登几尽用典之能，铺辞华丽，每一信札视为一篇小品文，亦不为过。晚明王思任对于尺牍的态度，可为本文的结尾：“尺牍者，代言之书也。而言为心声，对人言必自对我言始。凡可以对我言者，即无不可以对人言。”从欧阳修的“书如其人”，到王思任的“言为心声”，尺牍可说是人格特质的文字化身吧。
文∣高明一，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图∣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
本文刊载于《典藏·读天下·古美术》9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