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是中国近现代传统书画大家,他生活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1895年的甲午战败给封建末世文人的自尊心以极大的刺激,这期间黄宾虹放弃举业,接受“维新”思潮影响,投身到救亡图存活动中。1905年黄宾虹参加了“安徽工商勇进党”,1906年与同仁秘密组织反清团体“黄社”,以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非君”思想为宗旨,“取新学以明理,忧国家而为文”,其实是以研究诗文为名宣传革命,旨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不料此事被告发,44岁的黄宾虹避难上海,从此便由政治革命转向了以文救国的道路。
在西学东渐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向西方的学习由科学技术到政治模式,再到伦理纲常层面出现了新文化运动,最后到了书画艺术等人文领域的时候运动思潮出现了严重分歧,因为在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层面,中西方先进与落后的比较难以定论,关于如何对待中华民族基本人文精神出现了不同主张,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之争”。目前虽没有发现黄宾虹直接参与论战的史料,但从思想倾向上来看黄宾虹是和当时的“国粹派”站在一条阵线上的。但黄宾虹是以一位实践家的身份出现在文化史上的,他没有提出明确宏大的“主义”,而是通过参与组织国学团体、办刊出版、整理国粹、推介并弘扬书画艺术以及收藏鉴定拯救文化瑰宝,以此对国粹的弘扬与保护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活动,因此黄宾虹又实践了胡适“整理国故”的文化主张。
20世纪初,西画与学院教育成为美术变革的风潮,传统文化遭遇冲击,中国书画的存在受到质疑。许多学院之外的传统书画家都转向了以卖画为生,出于宏观的“保国、保种、保教”和微观的生存目的,他们结成各种各样的艺术社团,打出了“保存国粹”、“存学救亡”等旗号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个时期黄宾虹参与和组织了许多重要的艺术与学术团体。1907年刚到上海,黄宾虹就参与了由邓实、黄节牵头发起的“神州国光社”的创办工作,参与编印《神州国光集》和《神州大观》等大型画册,整理、编写、出版古代名家书画,最早采用了铜版及珂罗版印刷技术介绍古代画作,这在20世纪初很受欢迎。1908年黄宾虹又与邓实合编《美术丛书》,直至1936年出齐共计160册,该书对于古代文艺论著进行了整理,内容涵盖书画、玉石、文艺、雕刻、摹印、瓷铜以及杂记等,在微观层面用新的“美术”观念对于传统艺术理论做了一次详细的梳理,不啻为一项文化保护工程。至今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并为后学提供了津梁”。
1912年黄宾虹又与宣哲创办以研究金石书画为宗旨的“贞社”,二三十年代黄又参与或发起组织了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中国学会”、“中国画会”等团体,与康有为、吴昌硕、柳亚子、张大千、陈去病、苏曼殊、俞剑华等海上名流交游往还,形成一个复兴国学的联盟阵线。在1907年至1937年之间,黄宾虹梳理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追本溯源、探赜索隐,共撰写文章1100余篇,他认为蕴含中华民族基本人文精神的书画艺术应该坚守与弘扬,在系统内部寻求开掘创新,进而企求以精神文明来拯救人心之沉沦,解决社会革命没有解决的文化危机,他的主张始于艺术却旨在救国。
出版与研究工作为黄宾虹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声誉,1929年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策划工作。1935年受聘为上海博物馆理事,1936年被聘为故宫古物鉴定委员在上海中央银行保管库鉴定书画,并一度赴北平故宫,在战乱年代对故宫国宝进行审查登记,做了许多保护工作。抗战结束后黄宾虹思乡心切,1948年他应国立艺专之聘返回杭州任教,又相继担任江浙地区一些文艺机构的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予黄宾虹很高荣誉。为了更好传承和弘扬民族艺术遗产,1954年国家将原“中国绘画研究所”更名为“民族美术研究所”,黄宾虹为第一任所长,王朝闻为副所长。可惜90高龄的黄宾虹因健康状况不能赴京上任,直至1955年大师溘然长逝,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