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以王逊与邱石冥为双方代表的“关于国画创作与接受遗产问题”论战，主要是对传统国画能不能表现今天的现实生活以及要不要接受和继承等问题所进行的不同观点的辩论，是邱石冥与徐悲鸿关于“新旧国画”论战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讨论各方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如现实生活(喜闻乐见)、民族传统(写生与师古并无矛盾)、艺术创作(写生不等于创作)等方面表明各自的观点，虽显激烈纷呈，实则没有站在同一平台上，争论的是两个问题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此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艾青、江丰、王逊等人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占领了话语的主导权，对国画采用“改造”的方式，而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却是“虚无主义”盛行。这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国画论争由解放前侧重于“文人和画家对自己关心的艺术的个人思考”向“艺术从属与于革命”，忽视个人而重视集体的倾向的演变。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邱石冥等人尽管处于劣势，但这股力量却是不可忽视的，而且正是这股力量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画对于传统的重视。也为五十年代中后期向“传统”的“回归”埋下了伏笔。
王逊等人之所以占邻话语主导权还与文艺理论中“工具论”有密切的关系，在上个世纪，人们总是将艺术和学术作为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而中国画的传统形式是难以适应这种需要的，因此，传统的价值体系就不能被很好的理解与重视，当然，这同时也是上个世纪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根源。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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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画论争五十年（1900---1950）〉，《历史、艺术与人》，水天中着，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页2 。
[②] 王逊：〈对目前国画创作的几点意见－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第二届展览会观后〉，《美术》，1954年，八月号。
[③]《美术》杂志1955年，一月号，页37－41。
[④] 1949年5月13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办了为期五天的“新国画展览会”，关于新中国国画的改革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⑤] 江丰：〈国画改造第一步〉，《人民日报·国画讨论之二》，1949年5月25日。
[⑥] 彭革：〈谈中国画的改造〉，《文艺报》第三期，1949年5月19日出版。
[⑦] 蔡若虹：〈关于中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中国画预展之后〉，《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国画讨论》,1949年5月25日。
[⑧] 由国立艺专、京华美专、辅仁大学美术系、中国画学研究会和其它几个团体中的先进分子发起并联合全市国画家成立，《人民日报· 北平新闻》1949年，第10期。1952年，“北平新国画研究会”改名为“北京中国画研究会”。次年十月，上海也成立了新国画研究会，杭州在1953年成立了杭州市国画研究会，天津、沈阳、长沙、西安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⑨]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今北京）召开。
[⑩]《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页131。
[11] 当然这一方针又可上溯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甚至1940年毛泽东在“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报告。
[12] 1953年初，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的艾青在“上海美术工作者政治讲习班”上作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后来以《谈中国画》为题发表在1953年8月1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5期上。
[13] 关于“新国画”一词，最早见于蔡若虹〈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中国预展以后〉，《人民日报》1949年5月22日。
[14] 冯玉祥〈赵望云塞上写生集序〉,引自程征编《从学徒到大师――画家赵望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15] 从1953年开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就多次组织画家到北京近郊风景名胜点写生。1954年4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为帮助国画家深入现实生活、创作表现祖国新面貌的新作品”，组织了北京的山水画家吴镜汀、惠孝同、董寿平等到安徽黄山、浙江富春山一带作写生旅行开时代风气之先。同年，李可染、张仃、和罗铭教授一起从《新观察》杂志预支了一笔稿费，用了三个月时间到无锡、苏州、上海、太湖、杭州、富春江、绍兴和黄山写生，1956年李可染带研究生黄润华经太湖、杭州、绍兴、雁荡山、黄山、岳黔山、韶山，三峡、重庆、成都、万县、乐山、凌云山、峨眉山、嘉陵江、岷江等地历时七八个月万里写生。著名美术理论家孙美兰在论述李可染时将1954年旅行写生作为他“十年开拓期”的起始，并称这是“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孙美兰《李可染研究》第72页，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年。
[16]〈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召开国画家黄山写生座谈会〉，《美术》，1954年，七月号，页14。
[17] 傅抱石、黎雄才、余本、吴冠中等1959年同时赴革命圣地写生。1960年，傅抱石组织了“国画工作团”，画家有苏州的余彤甫、张晋，无锡的钱松岩，镇江的丁士青等13人，于9月先后到洛阳、三门峡、西安、延安、成都、乐山、峨眉山、重庆、武汉、长沙、广州等六个省的十几个城市，历史三个月，行程二万三千里。瞻仰了革命圣地延安、韵山及毛泽东故居、炭子冲刘少奇故居……
[18] 邱石冥〈论“国画”“新旧”之争〉，北平《世界日报》，1947年11月4、5日。
[19] 北平《世界日报》1947年10月2日、10月16日有关北平艺专国画组教授罢教及徐悲鸿于10月15日举行北平市记者招待会报导。
[20] 原魁英、孙美兰、佟景韩〈回顾美术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美术研究》，1959年第2期，页1。
[21] 其中有《美术》1955年二月号，发表了钱天长、潘绍棠的〈对〈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的意见〉的商榷〉，页9－11；徐燕荪的〈对讨论国画创作接受遗产问题的我见〉，页12－14。四月号发表的秦仲文《国画创作问题的商讨》，页42－43；方既《论对待民族绘画遗产的保守观点》，页44－47。六月号发表了蔡若虹的〈关于“国画”创作的发展问题〉，页14－16；张仃的〈关于国画创作继承优良传统问题〉，页17－36。八月号发表了黄均的〈从创作实践谈接受遗产问题〉，页47－50；西北艺专美术系理论教研组的《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问题的讨论》，页51－53；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四年级全体同学的〈对继承民族绘画优秀传统的意见〉页54－55。九月号发表了来稿摘录〈对国画创作和接受遗产问题的意见〉。这一讨论一直延续到1956年，在《美术》六月号还发表了杨仁恺的〈论王逊对民族绘画问题的若干错误观点〉，页20－24。八月号发表了洪毅然的〈论杨仁恺与王逊关于民族绘画问题的分歧〉，页43－46；岳松、王枕的〈关于杨仁恺一些论断的商榷〉页47－51，等多篇文章。
[22] 钱天长、潘绍棠，〈对“关于国画创作接受遗产的意见”的商榷〉，1955年《美术》二月号，页9－11。
[23] 方既〈论对待民族绘画遗产的保守观点〉1955年《美术》四月号，页44－47。
[24] 徐燕荪在1947年论战中就同样也反对徐悲鸿的主张。
[25] 徐燕荪：〈对讨论国画创作接受遗产问题的我见〉，1955年《美术》二月号，页12－14。
[26] 标语口号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所提到的那种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倾向的作品。
[27] 莫朴早在1954年《美术》八月号上就发表〈谈学习中国绘画传统的问题〉，文章强调了这一时期国画中民族虚无主义的存在；而黄均在1955年《美术》八月号上的〈从创作实践谈接受遗产的问题〉,在莫朴之后又一次提到民族虚无主义。
[28] 本文有关“中国画”的来源参见水天中文章〈“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变化〉，《美术》1986年第2期，页8－9。
[29] 1949年，江丰在提出国画的两个缺点，一、生活贫乏；二、旧格式的套用。（1949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国画改造”）蔡若虹发表文章〈关于国画改革问题——看了新国画预展以后〉（194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星期文艺”副刊“国画讨论”）；1950年，徐悲鸿文章〈漫谈山水画〉（1950年《新建设》第一期，徐悲鸿的文章〈漫谈山水画〉）；1950年《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就发表了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页35，李桦〈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页39，等革新国画的文章。
[30] 叶浅予答记者问 ，《中国画研究院通讯》，1991年第四期。
[31] 1932年5月艾青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和画家江丰(当时他的名字叫周熙)等人组织“春地艺术社”，举办“春地画会”，得到鲁迅的支持。
[32] 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页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