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诗话全编·道光期》，张寅彭编纂，张宇超、朱洪举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十五册，2280.00元
一
清代诗话的数量为历代诗话之最，而清诗话中，又以道光一朝诗话体量最大。《清诗话全编》中，《道光期》诗话收录至九十一种，虽种类不及《乾隆期》的一百零三种，但体量较之乾隆期为大。盖由道光一朝，虽是清代由盛转衰的转折，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开始，但内部政治格局还相对稳定，文化政策也较为宽松。因之文人著书立说的热情较高，而留存后世书籍数量也大。如此，今天我们能够搜集到的道光诗话，数量自然也多了。
但更重要的原因应是道光期诗话本身的特色。诗话一体至道光朝，其编撰方式更为随意自由，以至于文人得以随写随记，不加拣择地随记随编，这导致了诗话的体量增大，也是道光诗话种类较之乾隆少了逾十种，但体量却比之乾隆诗话大了很多的缘故。最为显著的例子，有康发祥的《伯山诗话》，其“随到随刊”，亦不复诠次，竟至前集之下又有后集、续集、再续集、三续集、四续集之刻；潘焕龙之《卧园诗话》初刻四卷之后，又补编三卷、续编三卷。这种随记随编的方式也决定了其中所录的内容亦甚随意，多日常所见、兴到之语，甚或剿袭故书的读书笔记。这倒与诗话一体的起源——《六一诗话》的“以资闲谈”的旨归是一致的。
更有甚者。诗话“以资闲谈”的旨归，所记还限于诗人诗事，然道光诗话所记，则颇似有与诗无关者。《卧园诗话》中，甚有“话诗必泥诗，定非知诗话”之说，即认为诗话之作，并不一定要与记诗、论诗有关。故其诗话中，多有似全无与诗人、诗话相关者，如记古人敬惜残纸剩笺、考清之“折子”与宋之“札子”“帖黄”等；其他诗话中，亦间有这种情况，《橡坪诗话》记有名赵公权者九十而清健不衰，盖因读《论语》中学得三不：不多食、食不言、寝不语，事涉养生，不关诗学；又如《春草堂诗话》记前辈以《列女传》不当载蔡文姬辈的迂腐言论，乃以《列女传》为《烈女传》；《海粟诗话》记“杜拾遗庙”被村夫修缮为“杜十姨庙”，又做女像以配刘伶，足发一噱，皆或关社会风俗，与诗人诗事也并无直接联系。再联系《卧园诗话》中记载潘焕龙的朋友丁杰谈诗话不必泥诗之语，可知道光之诗话实有超出记诗人诗事“以资闲谈”的旨归：“就中有即诗为话者，有离诗为话者，有不以话为话者，率皆位置得宜，剪裁合度。如正说诗时，忽间以古今事，实推波助澜，旁见侧出，似是闲话，实非闲话，弥觉生趣盎然。”诗话所记，不必有一定之限，不论古今，不论体裁，亦不论是否与诗有直接关联，但有一点，它不是严肃的学术考证或一本正经的高头讲章，而讲究“生趣盎然”，我们平时讲究的“诗意的生活”或是“生活中的诗意”，不也正在“生趣盎然”四字么！如此，道光诗话终究还是与诗有关：它记载了诗人雅士们诗意生活的一切。如此，诗话之体至道光一朝，被赋予了新的旨归：即诗人雅士诗意生活的多元记录。
二
正因如此，道光诗话较之前代诗话的特点，即在它涉及领域更广、记载范围更宽，可反映诗人雅士们日常生活的多个面向。除谈诗论艺之语、诗人之佳作佳句外，社会百态，乃至风俗游戏，无所不有，读之颇可窥清人诗情画意生活之一斑。比如诗话中提到时人在酒席中经常玩的一种与诗有关的酒令游戏：
酒令近人多摘唐句作签，注明座中人举动有合诗意者，即飞一觥，如“人面不知何处去”，注大胡（大胡子）者饮；“几度呼童扫不开”，注近觑（近视）者饮。(《橡坪诗话》卷六)
清代诗人如何劝酒、行酒令？这条珍贵的材料给予了我们一个有趣的答案，原来酒席间决定清代诗人喝不喝酒，是用抽诗签的方式。座中人的行貌有与抽中诗句意思相关的，比如大胡子将面部遮了个干净，正是“人面不知何处去”，须饮酒；“几度呼童扫不开”，扫的是花影，而“花影”亦可为“眼花之影”，故近视眼者正符合句意，亦须饮酒。
涉游戏者尚有“诗谜”，猜字谜为中国传统游戏，而清代诗人之字谜，亦与诗有关，如《橡枰诗话》卷四载字谜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是杜甫《春日忆李白》的诗句，而这两句又是以南朝两位大诗人比李白，故谜底是“比白”即一个“皆”字，趣味盎然。《橡坪诗话》中载清人诗歌游戏最多，除“诗谜”外，尚有“诗牌”一种，屡见于该诗话。如说长洲学士顾元熙之《兰修馆丛集》内有《碎锦集》用诗牌集字成者；又载药根和尚的诗牌成句“雨窗话鬼灯先暗，酒市论仇剑忽鸣”等等。考诗牌游戏，即用作诗之常用字作为牌面，游戏者以一定规则，将自己手头的牌凑成诗篇或诗句，以成诗的迟速与诗篇的优劣作为胜负依据。玩法也是五花八门，简单的如抽签一般，游戏者将手头抽到的牌凑成诗篇；复杂者则限韵、限体裁、限题材者皆有。更有竞技性强的玩法，犹如今人之打麻将：游戏者通过各自的摸牌、打牌、吃牌等，拿到自己想要的字牌，从而凑出自己想要的佳句佳篇。清代诗人推杯换盏、消遣娱乐之际，也是如此的诗情画意！
明 杜堇《玩古图》
此其小者。其中又有诗人对时事的评价与记录。众所周知，中国近代走向衰落，为西方列强侵略的直接导火索就是鸦片，而鸦片之逐渐泛滥，成为毒害中华民族精神的毒药，正在道光前后。诗话中亦有对鸦片烟毒害国人心智的批评：
哀哉，夫鸩毒害人，见之者必变色疾趋，避之惟恐不速，间有服毒自戕，其命非迫于饥寒，即罹于法网，无生人之乐，遂视死如归。彼食鸦片烟者，明知耗财伤命，甘心不顾，亦何为哉！（《春草堂诗话》卷十四）
将鸦片烟与鸩毒相比，言鸩毒之害，更为明显，故非欲自戕者，避之不及。但鸦片却使人心甘情愿地被毒害，可谓为祸甚于一般的毒药。这也使我们知道，道光鸦片泛滥之初，当时的知识阶层对其毒害民众的特性，还是有一定的认知的。
当然，诗话所记有裨于论诗者自尚在不少。如《茅洲诗话》卷四论注诗，言有不问年代相去远近，只是东牵西扯者，如引徐凝瀑布诗“一条界破青山色”注李商隐之“一条雪浪吼巫峡”之“一条”者，全不顾徐凝与李商隐时代相近，必不能用徐凝诗为典故。诗话最后总结云“古人或有时典僻故，略略注明，为阅者易看起见，未有寻常字眼而必注者”，对今天诗歌的注释者，亦有启发借鉴之功。又如《静远草堂诗话》卷一，引岳飞论兵法之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之语，言其论可通之作诗文，并引袁枚《咏岳飞》“我论文章公论战，千秋一样斗心兵”诗，则可谓之妙悟之语。
三
因道光诗话记载之多元，其中可资考证、裨掌故者亦多。下即拈出数例，以飨读者并就教于方家。
其一是“陆费”一姓到底怎么称呼这一问题。陆费一姓，因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而为大众所晓。常听人告诫，说先生姓陆费，切莫以为姓陆。如来新夏先生《互为衣食父母——贺中华书局百年》里就谈到，自己年轻时常称陆费逵为陆先生，后来有人告诉他，陆费是复姓，应该称陆费先生。其实，陆费逵有位也十分有名的先祖，是《四库全书》的总校官、副总裁，名陆费墀。但在《静远草堂诗话》中，则有称陆费墀为“陆阁学费墀”者，似乎以为陆费墀为姓陆名费墀。难道是诗话的作者犯了与来先生一样的错误吗？查考之下，似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吴锡麒《有正味斋诗集》卷八、法式善《梧门诗话》卷四皆有提到陆费墀处，然亦皆称“陆丹叔费墀”，黄易于陆费墀之来书页边记为“陆少詹丹叔”（见薛龙春《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汪启淑《续印人传》则载《陆颐斋传》，具道陆费姓之来龙去脉，乃本姓费，后又嗣于陆氏，故以陆费为复姓云云，但亦称陆费墀为“陆颐斋”。黄易与陆费墀互有通问，必不可能不知其姓氏原委，而《续印人传》记载，又俱道其原委而更称其为陆某，则似当时人，称陆费墀姓陆者尚在不少，且非无心之失。而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七、梁章钜《楹联丛话》卷十，则又称他为“陆费丹叔墀”，则亦有称其姓陆费者。这大概是因为“陆费”姓，本是两家合姓（考其起源，有云本姓陆而过继于费氏者，有云本姓费而过继于陆氏者，说法不一），与一般复姓不可分割者不同，单称其中一姓亦无不可。那么，其实来新夏先生称呼陆费逵一句“陆先生”倒也不能严格地说是错的了。
其二为一则奇闻异事的不同记载。潘光旦先生在翻译霭理士之《性心理学》“影恋”（即自恋）时，小注中谈到过两个例子，一为大名鼎鼎的冯小青爱上自己镜中之影，另一则则提到了一名宋代湘潭女子薛琼枝，年十七而卒，她去世前“对镜自语，涕下沾襟”，又“强索笔自写簪花小影”，“更为仙妆”，“凝视良久，一恸而绝”，也是恋影致死。按此事出于乐宫谱（乐钧）《耳食录》之《蕊宫仙史》一文，后如《虞初续志》等皆转引。前情为乾隆时之孝廉杨英甫曾为扶鸾之戏（即扶乩请神），有女仙降坛，即此薛琼枝，号曰“蕊宫仙史”，成仙前为宋代才女，能诗而早卒云云。其中还记录了不少“她”的诗词，称有《问花小稿》四卷。此事乐钧自承闻自“吴君兰雪”，即嘉道时期的大诗人吴嵩梁，道光期诗话亦收其《石溪舫诗话》一种。这则奇闻记载首尾完备，又颇有曲折，可径当一篇短篇小说看。道光诗话中收录的徐经《雅歌堂甃坪诗话》卷一，也记录了杨英甫扶乩降仙之事，则云所降仙人名为吴灵云，宋湘阴人，其诗词极备哀艳，记录其诗词外，文末仅云杨英甫集其诗词为《语花录》云云。记载较之《蕊宫仙史》简略很多，人物与所录诗也大不相同。考徐经之生年较之乐钧与吴嵩梁皆长十数岁，这条记载说是“金溪杨英甫秀才为余言”云云，则似来自当事者自己的诉说，而《甃坪诗话》中还记载了其他杨英甫的事迹，则徐经与杨英甫有交往应不假。如此，则杨英甫扶乩遇仙事，最早的版本是《雅歌堂甃坪诗话》的记载，而乐钧《蕊宫仙史》的文字，当是文人踵事增华的版本，或许就是结合了冯小青的传说。至于故事是如何演变的，尚需有更多的材料，以俟博雅君子为我证之。
无独有偶。同样是扶乩，谢堃《春草堂诗话》卷一三载姚公燮扶乩之事。苏小小降乩而做一七律，有人以南齐不当有七律诘之，小小则辩以世俗推移、与时俱进云云。按此则全同《阅微草堂笔记》卷一八所载汪孟鋗之说。谢氏与姚公燮同时，生活于嘉道时期，而汪厚石乃康乾时人。如该事为公燮亲历，如何早生五六十年之汪孟鋗可以得知并转述？如言此为二事，凑巧乩仙皆是苏小小，如何小小所作诗歌，旁人反诘的话语，竟一模一样？想是姚公燮看到过这样一个记载，因其颇为有趣，于是与人分享，最终竟被当成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张冠李戴了吧？但怪力乱神，本无从考信，此处也是姑妄言之了。
四
由于道光诗话随记随刊，不加诠择的特点，其记载也有疏误之处。如《倚剑诗谭》有“孔葓谷《桃花扇传奇》”云云，考孔葓谷又作孔荭谷，乃嘉道时期的朴学家孔继涵，非《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此是诗话作者误记。《春草堂诗话》卷十四又有云“罗两峰八十”妻丧不再娶之说，但罗聘寿数仅六十六，这也是诗话作者的疏漏。今世因清人之戏曲小说大盛，遂《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的字号也为大众熟知；“扬州八怪”如今被列为清代艺文的代表人物，故罗聘之生卒也清清楚楚。但嘉道之时，生于顺康、雍乾的孔尚任与罗聘，或许没有那么有名。这些随手而记的诗话里误记其字号、生卒，即是明证。这间接反映了我们如今文学史上的那些“名人”在嘉道时期的接受度，倒也不是全然没有裨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