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华经》是佛教大乘初期的典籍，约成立于公元1世纪前后的印度。公元3世纪，《法华经》经中亚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逐渐受到推崇，之后更普及韩国、日本。《法华经》推崇写刻佛经与造像，因此造就了相当数量的美术遗存。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佛教典籍而言，《法华经》也是数量最多的一部。
澎湃新闻获悉，“《法华经》及其美术”特展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对外展出，展览分为三大单元，试图透过典籍与美术，呈现这部千余年来激励、感染东亚人心的佛典及其在美术上的成就。
宋刊苏写本 《妙法莲华经·卷二》扉画（局部） 姚秦 鸠摩罗什译《法华经》是佛教大乘初期的典籍，约成立于公元1世纪前后的印度。在《法华经》中，释迦牟尼佛透过不同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宣说人人都能获得跟佛陀一样的圆满智慧，并要众人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潜力。
经中亚丝绸之路，《法华经》自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逐渐受到推崇，之后更普及韩国、日本。法华信仰可说是东亚佛教文化圈的一大特色。而其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更被东亚佛教徒日常念诵，对观音信仰在东亚的盛行，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再者，《法华经》推崇写刻佛经与造像，也因此造就了相当数量的美术遗存。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佛教典籍而言，《法华经》也是数量最多的一部。
历来解析一部佛典，常将经文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以帮助大众理解。“序分”说明该经宣讲的地点、参与人物等背景，“正宗分”阐明该经教义或细说修行途径，“流通分”颂扬修行这部经典的助益，并鼓励信众广为流传。
据主办方资料介绍，此次展览借此传统亦分为三大单元，“序分”介绍《法华经》这部典籍，“正宗分”介绍《法华经》在美术表现上的几个重要主题与类型，“流通分”则呈现《法华经》历来的宏扬与流传，试图透过典籍与美术，呈现这部千余年来激励、感染东亚人心的佛典及其在美术上的成就。
序分
《法华经》历经多次汉译，现存竺法护（约230—307年）、鸠摩罗什（344—413，或350—409）、阇那崛多（523—605）等翻译的三种全译本。其中鸠摩罗什本文辞简练优美，流传最广。经文内容可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释迦牟尼佛宣说人人都可达到跟佛陀一样的境界；第二部分宣说佛陀寿命无限，以及鼓励众人效法菩萨的精神，积极地在现世弘扬《法华经》，把救济众生视为修行的场域；第三部分讲述药王、观音等几位大菩萨与《法华经》的联系、或以不同方式救济众生的故事，作为众人效法的典范。
针对释迦牟尼所说的经典，后代祖师常予以解说开演，或阐明大义、或随文注解，即为各种佛典之论疏。《法华经》在印度即受到诸多重视；传到中国，历代许多佛教祖师钻研此经、提出论说。特别是隋代释智顗（538—597，智者大师）开创天台宗，将《法华经》推升至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所有经典中的最高位置，不仅提出精细的疏解，更开展出禅修、拜忏的实践方法。
宗教美术图像多是依据经典而创作。对于《法华经》文本的认识，有助于理解其美术图像。第一大单元主要展示各版本《法华经》，刊本、写本兼具，一方面介绍《法华经》的内容，一方面呈现其书法、版式等特色。
敦煌唐人写本 《妙法莲华经·卷一》 十六国 鸠摩罗什译此件唐人写经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用笔劲健富有弹性，结体四方，即便抄者姓名不详，仍可从其书艺表现观察出熟练高超的书法水平。
正宗分
第二大单元主要介绍法华美术的几个重要面向，包括最早出现的“二佛并坐”、经塔信仰、著名的“法华七喻”等主题、以及搜罗各品的法华变相的不同表现类型。
“二佛并坐”是《法华经》最早出现的美术图像，典故出自《法华经․见宝塔品》：当释迦牟尼佛宣说《法华经》到一半时，多宝佛乘坐七宝塔从地下涌现，证明此经所说皆是真实。之后，七宝塔开启，多宝佛邀请释迦牟尼佛入坐，二佛遂并坐于塔中。“二佛并坐”代表了过去世与现在世的佛陀共同许诺了《法华经》所宣说教理的真实，成为《法华经》坚定信仰的表征。
河北 北魏 太和元年（477） 释迦牟尼佛此次展出的北魏释迦牟尼佛，盘腿坐在束腰方形台座（须弥座）上，鹅蛋脸，面貌秀雅，衣纹紧密流畅；背光环绕熊熊火焰，配以座前束腰上的两只健挺狮子，显得活泼有气势。台座背后具有北魏“太和元年”的供养铭文，背光的背面更是精巧，分别表现释迦牟尼佛诞生（下层）、初转法轮（中层）、维摩诘与文殊菩萨对坐、以及多宝佛与释迦牟尼佛“二佛并坐”（上层）。
由于制作精美、图像义理丰富、具有清楚制作年款、尺寸大、保存完整，此件被核定为国宝。背光背面上方正中央的“二佛并坐”，体现了北朝时期《法华经》信仰的特殊位置。
承继着之前的佛教传统，《法华经》强调建造佛塔的功德，但认为塔内应以《法华经》的供养来替代佛陀舍利的供养，因此除了造塔外，还产生经塔类的作品。
陕西西安 天宝11年（752） 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拓本） 唐岑勋撰、颜真卿书唐代有一位楚金禅师在夜里颂读《法华经》，至《见宝塔品》时，忽然见多宝塔出现眼前，于是发愿建塔供养，当时的皇帝唐玄宗（712—756年在位）还做了多次布施。楚金禅师之后每年春秋做“法华三昧”的拜忏仪式，并抄写千部《法华经》为皇帝与众生祈福。
此碑立于天宝11年（752），现存西安碑林，内容记述了前述建塔缘由。由于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709—785）早期楷书代表作，历来备受学书者重视；其内容也呈现了唐代法华信仰的盛行。
（传）元人书 《法华经》塔在《法华经·法师品》，释迦牟尼佛宣说：凡有《法华经》的地方都应该建塔。此幅作品将《法华经》的经文，书写、排列成佛塔的外型，推测跟这个思想有关。
佛塔内外用朱线打栏位，全文用蝇头小楷书写。佛塔有七层，每层中龛选画《法华经》各品出现的诸佛，例如第一层画《序品》中的释迦牟尼佛，第二、第四层画《见宝塔品》中的“二佛并坐”与七宝塔，第五层画《从地涌出品》中的释迦牟尼各分身佛。画风近似明代，应该是明代法华信仰风行下的作品。
（传）元人书 《法华经》塔（局部）释迦牟尼佛说法善用譬喻，《法华经》更以众多譬喻故事闻名，其中以“火宅喻”“穷子喻”“药草喻”“化城喻”“系珠喻”“髻珠喻”“良医喻”等所谓的“法华七喻”最为著名。“法华七喻”的说法，现存最早出自印度祖师世亲（Vasubandhu，4—5世纪）所着的《法华论》（汉译《妙法莲华经优波提舍》），论中提到这七种譬喻故事乃针对七种烦恼众生的心病。
“二佛并坐”主要体现《法华经》的坚定信仰；“法华七喻”则更具体地传达《法华经》教说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佛陀过去所说的仅是权宜之计的“方便法”，并鼓舞众人往到达佛陀的智慧境界迈进。
宋刊苏写本 《妙法莲华经·卷二》扉画 姚秦 鸠摩罗什译如此次展出的宋元版七卷本《法华经》的相关扉画，一方面介绍法华七喻的故事内容，一方面展示艺术家用图绘说故事的功力及其风格演变。
七卷本《法华经·卷二》扉画左侧“火宅喻”（左上）与“穷子喻”（左下）两个故事。“火宅喻”画四合院大宅着火，除了小孩外，宅内还有张牙舞爪的鬼怪、蛇蝎，表示朽宅藏污纳垢；右侧宅外则为长者及羊、鹿、牛驮负的小、中、大三种车。“穷子喻”则在左下角，选取“穷子昏倒在地”、“住草菴”、“长者宣布一切财物（以满地珍宝表示）皆为子有”三个情节来表现整个故事。
火宅喻（法华七喻之一，譬喻以括号表示）：
有位富有的长者（佛陀）有许多小孩（众生），住在老旧的大宅院中。有一天，大宅院突然失火了，年幼的孩子却玩得浑然忘我，不知危险（沉迷于感官），即使长者叫小孩快点离开也不理会。长者急中生智，牵来了小、中、大的羊车、鹿车、牛车（三乘，代表所有“方便法”）以引诱小孩，小孩便高兴地跑出火宅。最后，长者送给每个小孩更大、更华丽的大白牛车（一佛乗），小孩们皆大欢喜。
宋刊苏写本 《妙法莲华经·卷二》扉画（局部） 姚秦 鸠摩罗什译穷子喻（法华七喻之二，譬喻以括号表示）：
有个人（穷子，譬喻声闻弟子）自幼因故与富有的父亲（长者，譬喻佛陀）失散，穷困潦倒。有一天，他无意间流浪到长者所在的城市，还经过他的豪宅前。长者马上认出了他，并派人拦住，但他却因无故被拦而吓得昏倒在地（无法信受佛法）。长者见状只好先放了穷子，并雇用他做除粪的卑贱工作，住在草庐内（方便法）。经过长年累月，长者慢慢让他成为家里的总管，穷子的心态不再像原来那样卑微（渐渐接受大乘法）。就在临终前，长者当众宣布穷子原来是他的儿子，而他的财产（佛陀的智慧境界）都将由穷子所继承。
随着隋唐经变画的发展，艺术家更着力于将经文内容转变为视觉图像。“观音菩萨救难”、前述的“法华七喻”、“无数菩萨从地踊出”、“药王菩萨以身供养”等具有丰富叙事情节的主题逐渐被加入《法华经》的美术表现中，先在敦煌壁画中发展出纵轴式构图，之后在七卷本《法华经》扉画中大放异彩。
如展览中呈现的以敦煌莫高窟第61窟数位投影、以及院藏宋元明各版本《法华经》，呈现其美术表现的多种类型。
甘肃敦煌 归义军政权（五代） 莫高窟第61窟法华经变（数位投影）佛教自印度经丝绸之路东传，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石窟，可说是佛教艺术的最大宝库。在敦煌石窟的不同洞窟中，可看到《法华经》的美术图像的发展，初发于隋、初唐，发展于盛、中唐，而成熟于晚唐、五代。
为了让观众有更丰富的体验，此次展览以投影方式，介绍敦煌莫高窟第61窟及其中的《法华经变》。此窟是敦煌归义军曹氏政权第四代节度使曹元忠（944—974在位，相当于中原的五代时期）与夫人翟氏出资开凿，其中的《法华经变》描绘了《法华经》28品中的22品内容，可说是单铺法华中轴式构图的集大成之作。
宋泥银写绘本（原标明泥银写本） 《妙法莲华经》 姚秦 鸠摩罗什译这部《法华经》每卷（册）的木质封面刻写“明人书”，因此原本被认为是明代制作的。
然而，经文的书法，从字的结构、以及起笔多用尖锋、横画的收笔重按等特征，比较接近唐宋时期抄写佛经的书体。再者，每一卷卷首都配有扉画，但七幅的构图，释迦牟尼佛有些在画幅中央，有些在画幅右侧，不像南宋初年的版本都统一在右侧；扉画的选题、构图，也几乎没有南宋初年版本的影响；佛菩萨的脸形肥硕，比较接近唐代（618—907）、辽代（916—1125）佛菩萨的脸形，一些扉画上方装饰有一排网状垂帘、释迦牟尼佛头光后有棕梠树丛，也只出现在五代、北宋的佛经扉画中。从这些特征，这件作品年代可被往前推为北宋中期左右的作品。
明宣德7年（1432）内府泥金写绘本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附《心经》长行：姚秦鸠摩罗什译；偈颂：译者不详这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为明代宫廷所制作，经牌赞有“宣德七年”的年款。经文采明初书法家沈度（1357—1434）书风，温润秀媚；并以右文左图的方式图解经文，连同卷首扉画《佛说法图》与卷末拖尾画《韦驮天》，多达42幅配图。
经文分三大段，配图模式也依此分三段：第一段主要为观音闻声救苦，每幅配图上方画各种变化身的观音，下方画各种火、水、鬼怪（夜叉罗刹）等危难；第二段是观音在世间显现佛、诸天、王者、婆罗门、僧俗、女人等各种变化身，这是画幅下方是观音各种化现，但上方还各有一尊观音的“本尊”；第三段以韵文再讲观音救12种危难，这时观音再次在画幅上方，下方是各种危难。许多救难的场景可在宋元版画中找到渊源。
流通分
宣扬教说是宗教经典的重要任务。展览第三大单元，一方面将进一步介绍《法华经》在宣扬教说上的重要美术主题，特别是独立流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以及相关的观音变相；另一方面则陈述历史上《法华经》于亚洲各地不同语言的翻译与流传。
在释迦牟尼佛宣说人人都可达到跟佛陀一样的境界之后，《法华经》一方面以戏剧性的“二佛并坐”证明经典的真实可信，另一方面鼓励众人弘扬，并特别讲述常不轻、药王、妙庄严王等于过去世宣说、供养、修持《法华经》、以及观音于现在世救度众生、普贤誓愿于未来守护《法华经》信众等故事。这些事迹呈现了作为大乘佛教典范的菩萨的各种弘愿，其精彩的情节亦触动人心，而成为艺术家的表现题材。
这一单元继续以宋元版七卷本《法华经》的相关扉画介绍这些誓愿故事，另从经典、图绘，介绍《法华经》美术图像中作为释迦牟尼佛两大胁侍菩萨之一的普贤菩萨、以及在经典弘传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灵验故事。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简称《观音普门品》或《普门品》，出自《法华经》第25品。释迦牟尼佛于此品宣说观音“闻声救苦”“普门示现”。由于形象感染人心，此品最迟在南朝萧梁时（6世纪初）已有独立单行本，又称为《观世音经》。此品为《法华经》最著名的一品，也是东亚佛教徒日常念诵的经典。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对东亚观音信仰的盛行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更进一步衍生出鱼篮观音等新图像，并先后与出自《华严经》的善财童子、与出自《法华经．提婆达多品》的龙女结合为三尊像。这些在显示《法华经》对中国晚期佛教的影响力。
明 吴彬画 鱼篮观音鱼篮观音传说与《法华经》有关。依据《观音感应传》记载：唐元和12年，陜西金沙滩上有一美貌女子携篮卖鱼，人人都想娶她。女子发愿要嫁给能背诵整部《法华经》的男子，而只有姓马的男子可以做到，于是两人成婚；但刚娶入门，女子就死了。后来有高僧跟姓马的男子说：此女子实际上是观音的化现！因此又称为“马郎妇观音”。
这件是明末画家吴彬（活动于1591—1643）的作品，他的佛像人物形状奇特，自成一格。这件作品描绘观音大士手捧经卷，垂发髻、着长袍，身旁立有童子手持鱼篮。相较于晚明时候流行的女相观音，此幅观音显得比较中性。
释智顗（538—597）所创立的天台宗将《法华经》视为该宗最主要的经典。随着佛教文化在东亚文化圈的传播，《法华经》及该宗的学说先后被传播到朝鲜半岛与日本；之后更随着日本僧人最澄（767—822）与高丽僧人义天（1055—1101）先后到中国学习，回国后融入其他各宗学说，分别创立日本与高丽的天台宗，提升《法华经》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中世纪于亚洲各民族间的传播，《法华经》陆续被翻译为藏文、西夏文、蒙文，最后在清乾隆皇帝（1735—1796在位）的时候被翻译为满文。
如这一单元展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高丽时期《法华经》泥金写绘本、以及《法华经》相关经典的藏、满文译本。
韩国高丽时期 泥金写绘本（原标清无款泥金写本） 《妙法莲华经》 姚秦 鸠摩罗什译这部泥金写绘本整体布局跟院藏南宋初期的《法华经》刊本的扉画有所关联；但全幅多以密麻的细线与点填满，结跏趺坐的尊像膝盖处喜用涡卷纹来表现，它的封面则主要用泥银画宝相花，重点处再用金勾勒。这样的风格跟许多韩国高丽时候的作品很接近。
高丽（918—1392）是朝鲜半岛古代的一个王朝，佛教相当兴盛。11世纪末，也就是相当于北宋的时候，高丽王朝有位王子义天（1055—1101）出家为僧，到中国去学习佛法，他回国后开创了韩国的天台宗。由于义天特别重视《华严经》与《法华经》，因此在高丽时期这两部经典写经非常流行。
展览名称：《法华经》及其美术
地点：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
展期：2022年1月29—2022年7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