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欧洲文艺复兴，发表了一些文章和著作，主要论述了文艺复兴在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但是关于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观点多有分歧，谈得不够。本文试图就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作用及与启蒙运动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
“文艺复兴”一词，原意系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但是，当时西欧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包括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主要的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对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的否定；艺术风格的更新；方言文学的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始发展；印刷术的应用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等等。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与其说是“古典文化的再生”，不如说是“近代文化的开端”；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创新”。“文艺复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是新文化，是当时社会的新政治、新经济的反映，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反封建斗争。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
如果说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向未知的物质世界进军的话，那么文艺复兴则是人类向未知的精神世界的进军，是在精神世界中进行的探索。这个探索在文学、艺术、政治思想及自然科学领域内创造了丰硕的成果。文艺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促使欧洲人从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在于人的觉醒，在于人们把重点从来世转移到现世。它唤醒了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实验的精神，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确立开辟了道路。文艺复兴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是人的发现。与中世纪对比，文艺复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关于人价值观念的转变。在中世纪，理想的人应该是自卑、消极、无所作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义不足称道。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和人的伟大，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创造力，提出人要获得解放，个性应该自由。重视人的价值，要求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性潜力，反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提倡积极冒险精神。重视现世生活，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飘渺的神话，因而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在文学艺术上要求表达人的感情，反对虚伪和矫揉造作。如：彼特拉克的《歌集》，薄伽丘的《十日谈》。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强调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盲从；要求发展个性，反对禁锢人性；在道德观念上要求放纵，反对自我克制；提倡“公民道德”，认为事业成功及发家致富就是道德行为。提倡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这种不可抑制的求知欲和追根究底的探求精神，对一切事物都要研究个究竟，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的精神，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精神，把人们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就是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外在表现。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而“地理大发现”的主角哥伦布和卡波特都是意大利人。他们都是在人文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参加地理探险事业的。哥伦布不顾艰难险阻，投身于充满危险，艰苦的探险事业，就说明他富于乐观进取和积极冒险的精神。趋使他远渡重洋，翻水越浪的动力，是寻找黄金的强烈欲望，也是为了追求现世幸福的渴望。向西寻找去东方的航路，是建立在地球是圆形的科学信念上的，也说明他坚信科学实验的精神及探求精神。可以说“地理大发现”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副产品。当然促成地理大发现还有一系列其它因素及条件，但是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相吻合，是毫无疑义的。
其次文艺复兴打破了宗教神秘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宗教改革运动，并为这个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助力。文艺复兴提倡重视现世生活，反对权威，在当代人中间唤起了对天主教会及神学的怀疑和反感。如：比克的坎特伯雷赠予的辩伪，导致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从路德的思想也可见一斑。路德认为人比君主还重要：“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君主还要高些。原因是：神未曾创造君主，神唯有创造人，使我成为一个人。”他个人从独身到结婚，都表明他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世俗的享乐。这说明他接受了文艺复兴的强烈影响 。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讽刺、揭露天主教会的腐败和丑恶。如：伊拉斯谟《朱利叶斯被拒绝》、《愚颂》揭露教会的丑恶，为路德攻击天主教提供了大量有力的炮弹。文艺复兴对新教义的形成发生了影响。伊拉斯谟编辑了希腊文新《圣经》，这个工作有助于恢复被歪曲和被掩盖的基督真正教义。他这个工作为马丁路德制定新教义铺平了道路，无怪乎伊拉斯谟曾半开玩笑地说：他首先下了蛋，然后路德用这个蛋来孵鸡。以上事例都充分说明文艺复兴对宗教改革的助力。从此，世界从不可知、不可为、不可能变为可知 、可为和可能。
第三、文艺复兴打破了经院哲学统一的局面，为以后的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使各种世俗哲学兴起。其中有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它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马基雅维利以后，有格劳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米尔顿和洛克等一大批思想家，发展起“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民革命权”以及“三权分立”等理论。所有这些为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四、否定了封建特权。在中世纪，封建特权是天经地义，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文艺复兴则使这些东西在衡量人的天平上丧失了过去的重量。人的高贵被赋予新的内涵。波吉奥认为，只有个人的美德才是高贵。彼得拉克说：“真正的贵族并非天生，而是自为的。”在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中，才干、手段和金钱代替了出身门第，成为任何出身的人爬上社会顶端的阶梯。米兰大公斯福查原不过是个农民；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则出身商人。封建贵族被剥夺了特权，如果个人无能无为，在社会上也不再是最受尊敬的人，贵族作为一个阶层也不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阶层。
第五、否定了君权神授。在中世纪，国家和君主被说成是上帝所赐，为的是拯求堕落的人类。君主是上帝的代表，对君主的服从是一种宗教义务。但人文主义者却把国家看作世俗幸福的工具，它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社会安全与和平。他们相信，君主如果成为暴君，必为人民所推翻，这是历史规律。他们反对专制，提出自由和平等的口号。自由的概念不同于古代，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内容。布鲁尼把每个市民有同等机会参加政府管理和批评自由称为“真正的自由”。平等也不再是早期基督教那种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而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布鲁尼明确地提出全体市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第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文艺复兴恢复了理性、尊严和思索的价值。虽然文艺复兴在哲学上成就不大，但是它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开创了探索人和现实世界的新风气。人们坚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头脑，相信实验和经验才是可靠的知识来源。这种求是态度、这种思维方式、这种科学方法为17、18及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大量富有魅力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无价的瑰宝，永放光芒。中世纪，圣经传说充斥艺坛，窒息了艺术的生命。文艺复兴则不但把圣母变成人间妇女，把使徒像化为对人体的歌颂，而且开始了日常生活和现实人的直接描写。解剖了透视等科学也第一次结合于艺术。西欧近代现实主义艺术从此发端。
以上足以表明文艺复兴确实在思想界带来了一次大解放。它称得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与中世纪的一场大决裂。在思想内容上，当时那种趋向于直接现实、趋向于尘世享乐和尘世利益的倾向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个性自由是资产阶级展开活动的首要条件。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是针对建设贵族和专制统治的。而对现实人和世界的探索和科学研究，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所以恩格斯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是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0页。）。 如果说文艺复兴已经建立起完整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未免夸大其辞，但是，文艺复兴已为这种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开辟了一个科学文化的新时代是不容否认的。从思想方式上说，文艺复兴的意义更为巨大。它首先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和其他外界权威对思想的牢牢束缚。它不但抛弃了神的眼光而改用人的眼光，而且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人、社会和自然。达·芬奇说：“谁要靠引证权威来辩论，他就是没有运用理智。”（注：《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6辑第47页。）运用自己的理智， 运用自己的头脑，运用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人云亦云，不加思考，把所谓神定论视为超越一切的绝对权威。这就是文艺复兴树立的思想原则。
这样，文艺复兴就为以后的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从此，自然科学大踏步地前进。从哥白尼到牛顿，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上帝的立足之地日益缩小。“礼拜堂日趋没落，实验室欣欣向荣。”（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人类开始向自然挑战，向神学挑战，向人类本身挑战。
虽然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文人学者都大力表现和发扬人文主义精神，认识和揭露天主教会和教皇的腐朽、罪恶，但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局限，还是乐于接受教皇及教会的保护，对教会势力抱和解的态度，人文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抛弃宗教；虽然大多数人文主义思想家提到了民主政治的思想，要求民主自由，但无论在思想解放程度、革命斗争精神和政治要求方面，都具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色。其民主政治的理论都带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点。但它冲破封建枷锁的开创性作用，是任何运动也不能替代的。
二
有的学者认为文艺复兴不如启蒙运动意义重大。理由有三：第一，文艺复兴反教会的斗争，是在复兴古代文化的旗号掩蔽下进行的；第二，绝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都是宗教信徒；第三，启蒙运动中有伏尔泰、孟德斯鸠那样的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卢梭的民主思想，而文艺复兴时期在这方面是欠缺的，并且他们的反封建活动也仅局限在思想意识领域，没有进一步触及封建制度。因此不宜评价过高。启蒙思想家们则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他们丢弃了前人所披的种种外衣公开向宗教神学和封建君主专制开火。他们用信仰自由和宗教容忍对抗宗教迫害，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象。带有托古改制情调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其思想解放的深度与广度，比启蒙学者显然要差。
在具体分析之前：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如何进行历史比较。从本质上说进行历史分析有两种不同的比较方法。一种是静态比较即从绝对的角度对事物进行比较；一种是动态比较即从运动、发展的角度对事物进行比较。前者可以帮助我们探讨不同历史事件（不一定同时发生）的共性与特性，作出定性鉴别，进行定量分析，其中包括确定性质上基本相同的历史事件或它们的某一方面在历史进步程度上的差别。例如，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单独加以比较，有助于我们确定两个历史事件各处于什么水平或发展阶段。但是，这种比较实际上是共时性、“平面式”的。我们如果要比较历史发展序列中不同的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对它们作出评价的时候，这就不够了。从形式上看历史分析也有两种不同的比较：即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比较。横向的比较可以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同一类事件的比较。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同一类事件在不同国家发展的程度，及不同特点。比如：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比较。纵向比较是指同一类事件在不同时期的比较。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相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比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比较。动态的比较应该说是对事件进行动态的比较，对运动过程的比较，运动中的成果和作用的比较，是一事件区别于它事件的相对状态的比较。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比较也可以作动态的比较。
另外我们还必须明确比较历史作用能否用同一标准。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后人一般比前人认识得更深入，因为后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是在前人认识基础上的再认识。但后人的历史贡献、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并不一定比前人更大。因此，历史事件的进步性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时期的事件。要判断这些，我们必须求助于从运动发展，即从进步的相对性上去进行比较。所谓历史进步性是相对于历史事件特定的出发点来说的；判断历史贡献的大小须以其既有的历史基础为参照。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在发展史上的功绩，也首先应该从它们各自的历史起点来评定，与它们以前的历史相比较。而不能用简单的定量分析一个标准来确定其历史的进步性。因此说文艺复兴不如启蒙运动的观点显然失之偏颇。
因此，由于二次运动所处的时代不同，可以说从15世纪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二者相差三个世纪，对相差几个世纪的事件用一个标准来考察其思想深度显然是不合适的。十四、五世纪和十八、九世纪的人的思想深度，认识世界的能力肯定有所区别。理由很简单。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必然发生变化，近现代尤为明显。无论在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不可能与以前的思想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不但开始真正认识外部世界，更进一步真正了解人类自身。而我们必须承认，对任何一种新思想新事物的认识要经过一个过程。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是经过三个世纪的艰苦斗争，最终获得完全胜利并为社会所承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相差甚远，一个要面对的是中世纪宗教禁锢的封闭的世界，另一个要面对的则是已经完成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自然科学的许多新观念已经确立，并得到普遍承认；英国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而这些变革、革命无不是对旧世界一个有力的冲击。基于此基础产生的启蒙思想的确更深入。但是，启蒙学者批判基督教对人的压抑和对尘世生活的否定，要求人的解放和个性自由，这与人文主义者一脉相承。当然，人文主义者的一般论点是，上帝置人于世界的中心，予人以自由意志。而启蒙学者，特别是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则否定了上帝，而从自然规律和人的本性来论证人的解放的合理性。启蒙运动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宣扬用理性去批判世界的一切，其基本精神正如狄德罗所说的那样，“是推翻偏见，传统、古法、普遍的同意和权威……除了感觉和理性所能证实者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事物”。（注：索布尔《法国革命》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页。）这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继续，是完整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的建立和对宗教从理论上的批判和否定。
启蒙运动反封建特权，要求社会地位的平等，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已经有了反封建贵族的实际斗争。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要求的“平等”往往局限在“市民”范围之内，而启蒙学者中较先进的人物如卢梭则把平等明确地扩大到一切人，而且从政治平等上升到财产平等。“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找出一个组织形式，用共同的力量来防守和保护每个成员的生命财产，组织里每个成员虽然和其余的人联合，可是只服从自己，并和从前一样自由。”（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启蒙运动反对专制，主张政治自由和共和国，其历史原形之一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政治。对平等、自由、共和国的具体理解在两个时代不尽相同，但其反专制、要民主的精神是一致的。而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人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革命权”等理论扩大了这些要求的内容，并从理论上给予论证，使这些口号具有了更鲜明的感召力。
无疑，启蒙运动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进步。它使新思想更趋成熟，对旧意识的清除更彻底。但是，启蒙运动本身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在基本精神上，两个运动并无二致。在思想性质上，启蒙运动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而导致一次新的质的飞跃。启蒙运动砸碎了中世纪思想锁链的最后环节，但首先冲破这一锁链的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新思想大厦新添了不少砖瓦，但埋下这一大厦基石的是文艺复兴。应该说文艺复兴在思想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作用也许更大。当然，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用何者更先进，何者更落后来评价，只是比较它们各有什么特点。
文艺复兴是早期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西欧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是启蒙运动的先驱，正如东方天际不先出现启明星不会迎来黎明的曙光一样，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家们冲破中世纪神学枷锁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这些历史成就是启蒙运动不能替代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它存在着局限性。由于文艺复兴运动未曾具有启蒙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可能起到后者所起那样直接的革命作用。如果要求前者能与后者起同样作用，那是苛求于古人，是背离历史主义的。同样，对两者的作用不加区分，混同一样，那只能是主观虚构，也是违背历史主义的。因此，由于两次运动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能起同样的作用，因此说文艺复兴不如启蒙运动有思想深度也是不合适的。二者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面对的对象也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面对的砍头的危险，是极其强大顽固的封闭的宗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事实上但丁被流放，客死它乡；彼特拉克虽死在祖国，却被教会暴尸示众，手段卑劣而又残忍；伽利略、布鲁诺更是为之受尽牢狱之苦。因此，向强大的教会势力开战，不仅需要理想和智慧，更需要勇气和胆量。而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就相对好多了，就连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还以和启蒙思想家通信来标榜自己，从这一点上来看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更勇敢、更富于创新精神和牺牲精神。因此二者最好不作抽象的概念比较，而作具体的历史的比较更好，看它们对当代所起的作用，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有何影响。
文艺复兴就其思想深度上看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反传统的、开创性的工作都是最难的。而且思想认识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初级向高级，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任何一个完善的计划都是在前人的成果基础上实现的。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不可能发生了。用长时段的观点来看，在历史长河中文艺复兴是方向性的运动，而启蒙运动则是加速器。
因此，所谓复兴古代文化，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古典文化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中世纪人们思想长期受到束缚，教会宣扬的信条与资产阶级的要求格格不入。资产阶级产生之初，不可能凭空设想出一套适合自己要求的思想理论，而古典文化在其自由和民主精神方面正与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合拍，因而他们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思想武器是很自然的。这决不是去寻求什么掩蔽，因为古典文化作为异教的东西本身被中世纪教会视为敌人而在受戕伐。
人文主义者没有彻底地抛弃宗教，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之一。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徒，与中世纪那些默守教规、慑服于教皇权威、不敢作世俗斗争的宗教徒已大不相同。他们不再因宗教而束缚其自由思想。如：薄伽丘着意攻击教会的丑行；瓦拉无情地揭露教会的谎言。文艺复兴总的说来是还没有否定宗教，但是，资产阶级并不是宗教的天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者个人都必须有信仰，或宗教或其它。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认为“如果没有神应该臆造出一个神来”。卢梭也认为，宗教表现了真正的人民需要，是文明社会的必然结果。在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时期和确立统治之后，宗教也从未被抛弃过。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无抛弃宗教本身，而在于宗教是否还是束缚思想、言论、行动的枷锁。文艺复兴首先打烂了教会的枷锁，因此说它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
当然，启蒙运动对政治革命的推动更为突出。但是我们不能把历史的因果关系简单地归结于时间上紧连着的事件或现象之间。当然历史的结果不是由原因的机械积累造成的。但我们决无理由轻视较远距离的历史事件的作用。当启蒙运动直接推动革命的时候，文艺复兴正通过启蒙运动和其他途径也在发生着深远的历史作用，只不过不那么直观罢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在世界历史上所起的革命作用都是巨大的，只是它们在各方面的作用和起作用的方式各有特点而已。
总之，文艺复兴在解放思想，尤其对人的解放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开创了资本主义的先河，为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是与中世纪的一场大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