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文士志在山林而轻轩冕的文化思想，“东床袒腹”式的生命状态，不经意间缔造了魏晋文化、艺术自觉时代，超然物外之生命向度，放浪形骸的君子之风，“尽善尽美”之审美典范，经过端庄严谨“唐法”的汰洗，在颜真卿《祭侄稿》中更彰显着人文精神的绝唱。而在孙过庭《书谱》手稿中，可窥其心领神会地技术承传与情有独钟地审美颠覆——于颜鲁公而言，是艺术与生命的完美绝唱；于孙虔礼而言，是对经典颠覆后的再创造。前者心无挂碍，后者有声色香味。颜鲁公的绝唱历唐宋元明至清代徐文长才有回响，孙虔礼的声色香味在宋元可寻踪迹。苏东坡、黄庭坚、米芾“无法”审美观念倡导下的书法创作审美风格范型，有意无意地开创“尚意”书法审美风格的新境界——试图过一种不执著的生活，享受放下即是快乐的智慧。然而，他们放下了吗？快乐吗？
苏轼通经史，工诗文，善书画，精佛法，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一座高峰，他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不仅仅在于开豪放派之先河，缔造书法艺术“我书意造本无法”的至高境界，更在于他的行为方式、生活状态代表了文人士大夫官僚、政治家、艺术家的政治抱负、文化理想、艺术主张与当时社会统治者的政治谋略、文化政策之间的一厢情愿。然而，却往往貌合神离，甚至格格不入。在他人生的黄金年华，政治抱负与文化艺术创作走向巅峰时刻，一场莫名的政治迫害——“乌台诗案”，将他贬往黄州，四年的流放生涯，险遭不测。苏轼第二次遭贬，是59岁被贬惠州，62岁又遭贬儋州，至65岁才遇赦北归。海南荒凉不毛之地，留下了大师一声哀叹：“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庭坚与苏轼同样命运，屡遭贬谪的直接原因是《神宗实录》所引起的文字狱案。黄庭坚先后被贬涪州别驾黔州（四川彭水）安置，移戎州（四川宜宾），60岁卒于被贬荒远的宜州（今广西境内）。一代江西诗派领袖，悄无声息地走了。相对于苏轼、黄庭坚，米芾与蔡襄的政治命运要顺畅得多。米芾书画兼善，创米家山水，书法真行草精能，同作篆隶，晚岁做“书学博士”。蔡襄曾拜端明殿学士，知开封府、泉州、福州、杭州。蔡襄为朝廷重臣，为官刚直廉正。于书法，则是宋代“趋书贵书”的最大受益者。
从人生际遇、政治抱负看，苏、黄都未能放下，未能快乐。米、蔡顺畅，无所谓放下，有可能快乐。然而对书法艺术“尚意”新境开创，他们生活状态是执着中的不执着，尽情享受放下、快乐的行为过程。苏、黄、米对“尚意”新境界开创，共通之处在于对魏晋“尚韵”审美风格之心仪追慕。苏轼开“尚意”书风先河，除了文化、文学艺术与人文融合外，书学理论与书法创作为其开先河之两翼。前期作品，可窥“二王”、颜真卿书风的形意。比如《致季常尺牍》等。成熟期的作品，真得“二王”、颜书精髓，“二王”内敛之形质，典雅之神采，颜真卿宽博之形质，雄厚之神采，都在苏轼“无意于佳”的文化思想中，被播扬、体现得神采飞扬——点画信手书写行为的背后，警示世人去感悟、领会“尚意”书风领袖的人文精神，文化担当和锦绣胸怀。具有大师艺术与生命向度代表的《黄州寒食诗帖》，端庄稳健，笔力圆浑，劲健而韵胜，丰腴雄浑，意气勃发的尚意神采故我，却平添了生活的无奈怅惘，生命的悲怆苍茫。黄庭坚跋《黄州寒食诗帖》：“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作为“尚意”书风的代表黄庭坚，在书学理论与书法创作方面，都有着一流的成就。《山谷论书》即可领略其“尚意”学术视野。书法创作对“尚意”书风之贡献，比之苏轼，更有过之，黄庭坚之“尚意”，全在“气”与“势”的交融。作品创作全局观、整体空间意识，宋之前可与张旭、怀素、颜鲁公融合，宋以后惟徐文长等差可仿佛。笔动力，线形态，字结构，形式空间，经典范式的一切技术原则，都在他清晰的创作观念中被分割、重组、幻化，诡秘、翻转、多变突兀的笔墨，长枪大戟、刚柔相济飘逸的线条，奇侧、险绝，具有强烈视觉刺激的单字、单元空间组合，裹挟着“一波方动万波随”之挥运情感，将“气”与“势”凝聚，己意为之，有鬼相助，出神入化，“风流犹拍古人肩”，凸显黄庭坚“浩气展虹霓”的浩然胸怀。《诸上座帖》、《李太白忆旧游诗》、《松风阁》为其代表作品。相较于苏轼、黄庭坚、米芾的书学思想与“尚意”书风，自有其独特处。一部《海岳名言》，陈述着米芾“尚意”书学思想之核心。米芾对“尚意”书风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以“意”为旨归而向“晋韵”复古。虚幻空灵的笔触，犀利斩截的笔意，乖合相向的笔势，顿挫跳跃的线形，劲健又内含柔意的线质，上密下疏、以势尚形的字构空间形式与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的意态相向复合，承传拓展着晋韵经典范式，开创了苏、黄“尚意”书风后的第三条道路。黄庭坚云：“余尝评米元章书如快剑斩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
苏、黄、米所开创的“尚意”审美风格新境界，历元明清民国至当下，其境遇可为喜忧参半。喜者，当代书法30年，其开放、鲜活书学理论形态基本形成；多元、立体、互融的书法创作格局可比肩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尤其是行草书创作，队伍结构，人才梯队，书体样式，审美风格均前所未有，位列之先。忧者，行草书创作作品，充满鲜亮的时代笔墨样式，具有强烈的视觉刺激构成设计当为精彩，然而恰恰缺失的正是古典大师的人文情怀，生命向度，经典作品技术支撑和风格审美境界。宋人“尚意”，首重道德、品行、人文，又重文化思想，学识修养，最后是艺术。并非厚古薄今，苏、黄、米的道德、品行、人文情怀，是今人学习的榜样，其文化思想，学识修养之高度，当是高不可及。即使他们的书学思想，书法作品中的技术法则与风格审美范式，仍然是当代书法人向往的楷范。当然“笔墨当随时代”，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尚，当下行草创作成就自有其鲜亮，热烈，涌现出不少有名书家，彰显着“尚意”书风的当下辉煌。当代书法家加强道德、品行、文化思想、学识修养，呼唤人文精神早已成为书学界共识。而对行草书创作的当下境遇，我们所要倡导的，无论是对“晋韵”、“尚意”或“尚情”“尚态”书风的承传与拓展、播扬与创新，不只重“形式”，更应重“内质”，比如人文情怀，生命状态，笔墨技术语言、形式法则种种。张海先生《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大家》的宏文，不仅重技重艺，更呼唤书法大家的道德品格，学问修养和人文情怀。
当代行草书创作，“尚意”、“尚情”者众，形成主流态势，标志着当下行草书创作成就。李世俊即是当代行草书创作阵营中风格独特的中青年书法家。言其风格独特，基于如下理由。一、人文情怀：宁和淡泊。世俊兄的人文情怀、生命状态虽不敢言比肩宋、元、明、清文人士大夫，却也充盈着一种清丽之古风：温文尔雅，谦谦君子之风。试图在体验一种不执着的生活，享受放下的快乐、放下的智慧。世俊兄很懂得生活与艺术的智慧，对待生活，看重在挂碍中放下，在贪恋中放下。心性的修行在时空之变换更替中，于衣食住行、举手投足中，潜心感悟。对待艺术，他有执着与不执着的方式。执着，是对书法艺术的一往情深，将研习书法艺术作为心性修行的生活态度，享受积极、快乐、健康、向上的生命状态。不执着，即是对名利的淡泊。世俊兄出道很早，1987年“全国第三届书法展”及“国际临书大展”即榜上有名，全国书法圈内便熟知了他。一直到2005年第五届楹联书法展作品获奖，他仍执着、心爱着书法艺术，阶段性的全国权威书法大展，几乎都有他的作品参展、获奖。能执着坚持，在书法家园深耕细作30年并积极参展、入展、获奖的中青年书家，在当下屈指可数。这一点我不如他，值得向他学习。我问他，有何感想。他很淡泊：入展、获奖当然高兴，但它是一时之事，过后放下，不断地学习、研究，临帖、创作体验的过程，是生活的快乐，是生命的快乐。
二、文化信念：道存通灵。世俊兄的文化信念坚定，锲而不舍。他认为一个人的信念很重要。中华民族有国家的信念，人有自己的信念，所有的信念都以文化为根脉。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彰显；文化，是人的脊梁。书法家的文化信念，首先是要热爱艺术，忠诚艺术，对书法艺术怀有景仰之情。由此，1990年，他负笈杭州浙江美术学院，师刘江、陈振濂诸先生学习书法、篆刻、中国画。江浙文化，瑰丽多姿；浙派艺术，是人文艺术之渊薮；浙江美术学院，正是人文艺术的摇篮，一代代人文大家，黄宾虹、潘天寿、沙孟海、陆维钊等都生活于此。苏东坡、李叔同、吴昌硕等一代代大师见证了西湖绝佳的风水宝地，孕育了杭州天堂神话，每一个置身于天堂的学子，时刻都分享着一份荣光。世俊兄也一样。只不过他的分享方式，是将自己的文化信念、艺术理想融入这天堂般美丽的生活状态。听课、读书、临帖、创作，做好案头扎实工作；跑西泠印社、博物馆、图书馆、古籍书店，扩展艺术视野；去虎跑、苏堤、绍兴兰亭，凭吊大师的英灵，寻觅创作的灵感。浙江美术学院学科化、专业化、系统化、规范化的书法艺术专业教育洗礼，使世俊兄的文化信念，艺术理想得到实质性的回应，他将甲骨卜辞，三代吉金，石鼓文，汉隶，简帛墨迹，魏晋墓志，楷书、章草，敦煌残纸，“二王”行草，大唐楷法、颜真卿、孙过庭、“颠张狂素”、“宋四家”，元明清书法以及篆刻，进行系统、精心地梳理。世俊兄深知“技进乎道”不能仅停留在技术、技法实践层面，拓展学术视野，提升文化品位，提高理论素养才能挺直书法艺术家的文化脊梁——技进而得道，道存而通灵。于是，研读与书法有关的艺术史学、批评、美学等相关理论课程。浙江美术学院学习生活，为世俊兄的文化信念、艺术理想注入了鲜活基因，奠定了坚实固牢之基础，他的艺术创作之所以像常青树一样蓬勃旺盛，很重要得自于此。而他获得文学硕士、MBA硕士双学位，正是世俊兄文化信念、艺术理想丰厚的内质资本积累。
三、艺术观念：取法乎上。随着学术视野、艺术胸襟渐次开阔，世俊兄取法艺术之路也渐次清晰。他割舍、放下了贪恋的金文、汉隶和魏碑、楷书，将行草作为心性修行的外化形式，在春秋冬夏自然更替秩序中，顺延着他的生命状态。行草书中尤以《集王圣教序》、《书谱》、苏轼、米芾、文徵明、董其昌用功最勤。当然，贪恋的金文、汉隶和魏碑仍作为日课后的余事而勤勉。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辽宁省书法家写书谱者众，百人千人当不为过，“全国第三届书法展览”辽宁省入选作品，取法《书谱》风格占多半，代表着辽宁书法创作的时代高峰——辽宁小草《书谱》风。就像河南书家人人都倾心汉隶一样，辽宁省书家人人都倾心《书谱》。身处《书谱》风大潮中，世俊兄另辟蹊径，取法直追怀仁《集王圣教序》。1987年“全国第三届书法展览”，世俊兄以《集王羲教序》风格，敲开了全国书法大展殿堂的大门。要知道，那个时代参展的书法作品，几乎都是大家、名家。参展的荣光，对青年的世俊兄而言，是非常值得自豪的。这一年，世俊兄还未到而立之年。在开封举办的“国际临书大赛”，世俊兄临《嵩高灵庙碑》作品入展。入展国展的作品，从技术法则、笔墨形式语言到风格追慕，从形到意，基本上是《集王圣教序》范式，还未能显见个人的语言陈述。纵览中国书法史，卓越成就的大师、大家，皆是在传承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出风格独具的艺术作品。颜真卿之于“二王”，苏、黄、米之于“二王”、颜真卿，“吴门书派”之于“晋韵”、“宋意”，王铎、徐渭之于晋、唐、宋、元，皆是如此。故而，倡导“对经典的承传、拓展与颠覆后的再创造”当代书法创作价值体系，融入科学发展观念，正是当代书法创作赋予每位书法人的文化思考，艺术担当。世俊兄的书法创作在顺延的生命状态中，同样融入了他的文化思考、艺术担当和艺术观念——以“二王”为坐标系，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延伸。
四、审美倾向：清丽、柔和、空明。以“二王”为坐标系，世俊兄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和智慧。纵向渗透，他以“二王”、颜、苏、米到文徵明、董其昌为主线，从技法原则、风格范型到审美意境，都精心体悟。大约从上世纪之末，世俊兄的行草书审美已经悄然发生着变化——“二王”之韵，宋人之意在他胸中融会，渐次转换为清丽、柔和、空明的心性，在笔端汩汩流出，与其儒雅、恬淡、简约之生命状态相向生发，物我合一。行草书中堂《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谓之代表作品。以技法原则论，《集王圣教序》中锋为主、侧锋取研笔法依然，而横、竖、方折笔触被转换为圆意圆势，以己意而出；翻折、横折方势淡化而增加了圆意；字构外形式在平稳中更强调奇侧视觉阅读，内空间亦稍见空疏。以审美倾向认知，少了王羲之骨质遒媚，俊逸神飞，姿致萧散之晋韵，而平添了清丽柔和及至空明。魏晋文人清简为尚、虚旷为怀风度，在世俊兄心性中亦有所体悟，笔端作品自能信手拈来。此者，相向于“萧散吐纳”的董其昌。董其昌为中国传统文化文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性和，通禅理，萧散吐纳，终日无俗语”。他的精神是禅学思想，深遽而智慧，书法风格是正统的王羲之晋韵之风，意境却是透亮、空明甚至暗示着禅学的虚无。我不知世俊兄心性修行的生命状态中是否有禅意渗透，亦不知世俊兄对董其昌充满禅意书风之研习、悟得，但从其书作中已分明透出某些暗合消息。
世俊兄“长随白鸥卧烟雨，更觉绿竹能风霜”七言联，仍旧充满着清丽柔和的恬淡意态，却多出了一些碑版意味与王铎意蕴。笔动力中锋、按笔、顿、挫笔加重，线质厚度感、水墨洇染效果增强，不经意中，提升了阅读层次。蔡襄说：“篆、隶、正书与草、行通是一法。吴道子善画而张长史师其笔法，其有异哉！然其精粗，系性之利钝、学之浅深。古人有笔冢、墨池之说，当非虚也。”当代大家沙孟海、陆维钊诸先生亦主张研习行草书者，必研习篆隶，否则徒为大家。世俊兄清丽柔和的“尚意”审美倾向，不能忽略了他研习金文、汉隶、魏碑墓志之功。
宁和淡泊的人文情怀，道存通灵的文化信念，取法乎上之艺术观念，清丽柔和的审美倾向，与其儒雅、恬淡、简约的生命状态相向融合，构成了世俊兄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和人格向度，虔诚的守望着古典大师的微笑，宁和地践行着他心性修行的生命状态，平静的读书、临帖、创作——这只是他的副业，而正业则是辽宁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副局长。他依旧坦诚地做官，敬业奉献，以己所长，广结善缘，同心同德，真诚地为振兴辽宁省文化新闻出版事业，实现辽宁省书法艺术伟大复兴出力尽心。
